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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极端的暴雨和干旱显示气候变化的威力，也告诉我们城市生活没有那么美好。

面对全球最大的环境威胁，中国许下碳中和承诺，也为城市发展套上紧箍咒：GDP与碳排放脱钩。这将掀起一场城市变革，一场改变每个人生活的变革。

抓住碳中和“元年”的尾巴，唯一的城启动“城市韵绿”栏目。我们关注城市的碳中和行动，发掘政策创新、科技创新、市场创新，观察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2020年9月，我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时之间，全社会掀起了一股碳中和的热潮。

会议碳中和了，商场碳中和了，互联网企业也要碳中和了。其中多少是名副其实，多少是公关行为，看客难以分清。

但最起码表明，碳中和这事，深入人心。不管懂不懂、是不是，碳中和这个热点值得“蹭”。

要知道7年前，我国就提出了碳达峰的目标，但当时大部分企业没把气候行动视作“企业责任”，在社会责任报告里也没有碳减排的一席之地。

而从2021年来看，2030年、2060年就是不远的未来。不到10年内，先实现碳达峰，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经济增长不再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紧接着30年内再实现碳中和，即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这个时间窗口远短于欧美国家，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还要再迈上新台阶，挑战之艰巨不言自明。

箭在弦上如何发？

对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近期围绕我国碳中和目标及城市的气候行动，专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王灿主要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环境—能源—经济系统分析、低碳技术与政策综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王灿用四个字概括碳中和行动，“先立后破”。

“我们要先立足新的发展方向、新的产业结构，再由市场竞争逐步把原有的高碳排放淘汰掉。”在王灿看来，碳中和之路其实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这个目标也没有那么可怕。“碳中和目标并不是需要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的目标，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技术已经存在了。”王灿说。

目前，部分碳中和技术仍在研发阶段，部分有待推向市场，部分已应用于日常生活。而难度在于，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将已经存在的技术向市场推广，让社会、企业和民众能够负担起使用的成本。

抓住碳中和机遇的城市已尝到甜头。位于山东烟台的海阳市，在今年供暖季，城区全域都由核能供热。从燃煤取暖到核能供暖，每个供暖季可减排二氧化碳18万吨，居民的供暖费还下调了1元/平方米。

 

碳中和的为何与如何

不关心气候行动的普通民众或许会认为，突然之间全社会都在谈论碳达峰、碳中和（下称双碳）目标，令人诧异；但长期关注中国气候行动的人们知道，双碳目标是此前中国气候承诺的延续和提升。

早在2014年，中国就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出，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第二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再次确定了这一达峰目标。

2020年的承诺，则是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这既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也有自身发展的考量。

“我国碳中和是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是生态文明建设、改善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王灿分析。

科学界已有大量证据表明，按当前的全球平均温度上升趋势，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会相对工业化革命前的水平上升3至5摄氏度，届时地球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

而根据《巴黎协定》，全球要把到本世纪末的温升控制在2度以内，力争实现1.5度。目前温升已经达到1.2度了，留给人类的空间只有0.3-0.8度。

这意味着，到本世纪中期，也就是2050年前后，全球的二氧化碳要达到近零排放。

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碳中和的目标也非常必要。

首先是能源安全。“现在石油消费70%以上靠进口，天然气进口40%以上，一半以上的化石能源靠进口。未来GDP要再翻番，届时能源安全对中国将是非常大的挑战。”王灿说。

其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这个指标要再上一个新台阶，就不能再依赖传统粗放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必须转型。

再从全球趋势来看，一百多个国家都承诺了碳中和目标。尤其是发达国家，意欲在未来引领可再生能源发展，引领低碳的工业制造、交通运输。

综合以上考量，当前如果不用碳强度来严控产业结构，按照以前的惯性发展，将来的环境、经济、能源都会出现巨大挑战。

“通过碳中和这样一个抓手、一个牛鼻子，来引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缓解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同时也缓解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带来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王灿说。

但现实不乏抵触者。

“问题的矛盾在于，这是远期来看必须做的事情，而当前处在困难时刻。”王灿说。

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从局部视角来看，会认为双碳有困难。但是，哪怕从市场的经济竞争角度，只要把眼光放宽一点看到世界，把眼光放长一点看未来，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包袱。

“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照着以前的老路子走，三五年后困难会更大。”王灿说。

比如，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国家严控产能之下，不少地方还在以惯性思维投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从国家投资来说，这类两高项目就是浪费，待三五年后产能过剩必会被市场淘汰。而对地方来说，这类投资提高了当下的GDP，但会拖累几年后的发展。

而解决当前困难的途径，锚定既定方向因地制宜采取行动，边干边学，创造新的市场机遇。

机遇在于技术创新带来的新市场。“支撑碳中和实现的技术，现在都已经存在了，不是从无到有。但是存在的形式不一样。有一些已经市场化了，比如风光发电；有一些成本太高，市场化还不成熟，比如可再生能源制氢、氢能在终端用能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但是这些技术不需要从零到一的研发，已经有了。”王灿说。

例如未来会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电动汽车市场、储能设备市场、分布式能源智能调控设备的市场、氢能市场。仅氢能产业链就包括制备、存储、运输等，就像汽油一样。

“这些机会，现在市场上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不那么强烈，但是在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层面，已经预设好了将来的市场。”王灿说。

王灿曾与多名气候领域学者联合发表论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这篇论文提到，目前中国气候技术整体转化率仍较低，仅36%左右技术进入产业化阶段，其中能够大面积推广并产生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据约为40％。

较低的转化率就是地方政府和产业界的机遇。通过科研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提高碳中和技术的成熟度、降低应用成本，使其得以进入市场竞争。若能抓住技术创新的先机，就不惧碳中和转型的困难和挑战。

 

前所未有的协同创新

在众多碳中和技术中，光伏发电经过多年发展可与煤电一争高下，新能源汽车项目已成为各地争抢的“香饽饽”，氢能亦走上舞台。

押注氢能的城市已达上百座。全国已有158个城市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提及氢能发展，57个城市颁布了地方氢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还有更多城市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与氢能相关的重点项目和产业链。

1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氢能发展潜力评估报告》（下称《氢能报告》），统计了上述数据。

一周后，12月17日，深圳又发布氢能产业发展规划，设定氢能产业规模2025年达到500亿元、2035年达到2000亿元的目标，囊括氢能的制备、存储、运输、加注、使用。

实际上，从需求和供给来说，深圳并不是最渴求氢能的城市。

根据《氢能报告》，从需求来看，苏州、南京、唐山、青岛、无锡更为迫切；从供给来看，上海、苏州供应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天津、南京的供应能力也较高。但深圳在政策表现上，仅次于上海、北京。

为什么北京和深圳都如此推崇氢能发展？答案就在于技术创新。

正如前文所述，实现碳中和，技术创新是关键。北京和深圳分别是研发和应用创新的代表城市。

在王灿的研究中，北京和深圳是低碳示范型城市，自“十一五”以来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呈现脱钩趋势，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已基本完成。

“这类城市需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王灿说。像北京和深圳这类低碳示范型城市，有条件创新低碳技术和发展低碳产业体系，引领带动其他城市的转型发展。

当前的宏观政策环境也支持这些城市的低碳技术创新。

碳中和的承诺，向市场发出了信号。低碳不再是试点城市们锦上添花的工具；碳达峰目标亦不再是“优等生”们的自主行为，而是对所有城市都具有约束力的必选项。

“此前我们在老路上走，主流上把低碳当作一个负担，只有低碳试点在做。我干低碳你不干，我的成本提升了，又没有额外的回报，我就不会再去做了。”王灿说。

而在碳中和目标之下，全社会共同行动向低碳转型，自上而下搭建政策体系，协力推动技术创新，分摊转型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碳中和技术的协同性是前所未有的，不像一些产业只需要单点的创新突破。

以氢能利用为例，氢能制备依赖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依赖储能，而氢能本身就是一种储能形式，彼此相辅相成。要么携手共进，要么相互制约。

“这种创新的系统性是前所未有的。以前我们只要抓住一条产业链死磕，说不定就成功了。现在是几条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步推进。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层面非常谨慎、系统地出台‘1+N’政策，由1引领，N来配套。”王灿说。

在仅有低碳试点探索而非全社会行动的老路上，碳中和技术的协同创新难以实现。而在“双碳”时代，全国一盘棋的政策体系为技术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创造了客观条件。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目前已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即“1”；随后出台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则是“N”中为首的政策文件。

按照规划，能源、工业、城乡建设和交通等重点领域，以及煤炭、电力、钢铁和水泥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将陆续发布，与科技支撑、碳汇能力、统计核算、督察考核等支撑措施以及财政、金融、价格等保障政策，共同形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各地区也需按要求制定本地区碳达峰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