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试（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

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中国父母进入依法带娃时代”在1月3日冲上网络热搜榜。

目前，重庆、江苏等10省已陆续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河北、四川等地也启动立法工作。

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教育界、妇联界委员也尤为关注家庭教育立法这一议题。其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毛颖梅带来了关于广泛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提案，北京市政协妇联界带来了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市家庭教育立法的提案。

数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均提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双减”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这部家庭教育新法与“双减”政策初衷相同，家庭教育立法可以助推“双减”工作的落实。

1月5日，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红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基于北京市妇联前期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的调研，我们认为，北京市应抓住上位法出台的有利契机，加快推动北京市家庭教育的立法进程。”

立法“促进”家庭教育

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教育法律法规，将“制定有关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

2021年，经全国人大三次审议草案，《家庭教育促进法》于当年10月23日正式表决通过，并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分为六章五十五条，分别从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监护人及社会对家庭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和规定。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时，应当关注孩子生理、心理、智力的发展状况，要尊重其参与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1月5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马慧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立法促进家庭教育最主要的意图在于价值宣示与引导，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阐释、宣示国家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理念、价值和规则，并引导国民在家庭教育方面形成共识。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马慧娟。新京报记者 胡闲鹤 摄

“‘依法带娃’，不仅通过法律的方式告诉父母该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家长，引导父母按照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去教育孩子。同时也指引父母在家庭教育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向公共体系获取相应的帮助，学习相关知识来提升自己的能力。”马慧娟表示。

家庭教育具有私密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当“家事”上升到“国事”，应该如何尊重家庭教育的自身规律？

2021年1月初次审议时，《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名称为《家庭教育法》草案。当时，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法律的名称提出意见，认为这部法律草案的内容主要是倡导性和促进家庭教育的法律，建议改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当年8月二审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更名建议，在原法律名称中增加了“促进”二字。

对此，马慧娟表示，增加“促进”两个字，其导向就非常明确了。这是对家庭教育自主性的顺应和尊重，体现家庭是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国家、社会为家庭提供支持和协助。“家庭教育的立法更多的是帮助家长的法律，帮助家长成为更好的教育者，而不是通过法律强硬规定家长必须如何做。”

马慧娟表示，各地应在《家庭教育促进法》搭建的制度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确定适合本地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家庭教育新法与‘双减’政策初衷相同”

去年，伴随《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双减”政策也逐步落地。

2021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当年7月，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此后，一系列“双减”的配套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

为落实中央的“双减”政策、做好北京市“双减”工作，2021年8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的通知。

1月4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徐凡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还是“双减”政策的发布，二者的初衷和共同目的都是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畸形的压力，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家庭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和父母相处，能够均衡、正常地成长。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徐凡。新京报记者 胡闲鹤 摄

马慧娟也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呼应了“双减”政策，后者的实施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个性与特长的发展，有也利于当前教育环境的优化。“而‘双减’政策真正落地生根，需要家长转变教育观念。《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解决家庭教育短视化的不良倾向，从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转变到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上来。”

1月5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校长王蕾对记者表示，当前家庭教育的痛点主要体现在强迫孩子学习与自身不爱学习、渴望沟通与不擅沟通、物质条件优越与精神生活贫瘠等方面矛盾。“家庭教育立法，助推‘双减’工作落实。切实找到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对‘双减’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开创家校协同的新局面。”

徐凡还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双减”政策这两项新规提出的要求和理念，其中很多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通过颁布法律和政策再次提出来，只是希望通过一种比较重的方式，让大家意识到当前教育里面的部分情况可能有些走偏，让大家调整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家是家，校是校’的状态。”

避免“养而不教”和“教而不当”，委员建议广泛宣传家庭教育新法

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毛颖梅带来了关于广泛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提案。1月4日，毛颖梅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该法的出台有助于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家庭监护方面存在的两大薄弱环节——养而不教和教而不当。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跟家长接触过程中能看到很多家长有‘盲养’的现象，也就是根据老经验或自己的想法养孩子，而不是根据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和需求。”毛颖梅表示。

同时，也有家长把“暴力”视作家庭教育的一种方式，或者漠视孩子身心发展的需要，“比如，有的孩子心理健康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急需心理或者医疗帮助，但家长采取回避或者不闻不问的态度。这都不利于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在毛颖梅看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普法工作势在必行，“不仅提示家长要承担相应的家庭教育责任，也要求社会各部门支持家长或者帮助家长学会如何教育孩子。”对此，毛颖梅在其提案中提出四条建议，让家长能够更好了解作为家长的责任和义务，提升家长参与和科学育儿的意识。

毛颖梅建议，首先，司法部门及时整理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当的相关案例，通过媒体广泛宣传，指导群团组织、教育机构的相关普法工作。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制作《家庭教育促进法》普及读本，妇联、少儿工委等群团组织在社区通过海报、发放读本、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渗透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将普及宣传该法作为“儿童之家”近年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引导社区内的家长团体分享讨论。

同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充分发挥家长学校、家教中心的教育阵地作用，通过向家长发放《家庭教育促进法》读本、请法制校长或相关法律和教育专家做专题解读、组织家长展开主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活动。此外，还要通过主流媒体开展相关主题的广泛宣传。

1月5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宁对记者表示，普及推广家庭教育新法，能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学校、家庭、社会各自都有相应的责任。“只有家、校、社共育，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妇联界建议加快推进北京市家庭教育立法

除全国性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之外，目前，重庆、江苏等10省已陆续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河北、四川等地也启动立法工作。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妇联界也带来了一项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市家庭教育立法的提案。

1月5日，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红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基于北京市妇联前期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的调研，我们认为，北京市应抓住上位法出台的有利契机，加快推动北京市家庭教育的立法进程。”

北京市政协妇联界在其关于家庭教育立法的提案中指出，推进家庭教育立法，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落实北京市委重要文件精神和领导要求的需要。

提案还指出，推进北京市家庭教育立法，是回应家庭教育突出问题的需要。“鉴于家庭教育资源碎片化、基层家庭教育指导专职人员缺乏等问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给保障机制、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等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参与家庭教育的社会服务机构良莠不齐，准入条件、考评标准等也需规范。”

此外，推进北京市家庭教育立法还是实现家庭教育依法行政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教育的定义、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以及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立足北京实际，贯彻落实上位法，围绕地方适用性，针对立法空间，通过地方立法进行细化和完善，增强可操作性，为全市家庭教育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北京市妇联指出了北京市家庭教育立法的可行性: 一是上位法的出台和国内外立法情况提供了依据与可借鉴经验，二是具有较成熟的家庭教育实践基础，三是公众的理解及认同度高，具有社会基础。由此，北京市政协妇联界建议，应加快推进北京家庭教育立法。